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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用典——敬民篇(下)

时间:2019年04月17日来源:《习近平用典》第一辑作者: 点击:

乐民之乐者,

民亦乐其乐;

忧民之忧者,

民亦忧其忧。

——《之江新语 ·为民办实事成于务实》等文中引用

解读

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,从诞生开始就把“人民”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,并且90多年栉风沐雨、岁月峥嵘,一以贯之、持之以恒。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、血脉在人民、力量在人民。习近平同志引用这句话是要强调,鱼水之情从来都是相互的,党员干部如果能够倾心为民,乐民之乐、忧民之忧,群众同样会以德报德,这样就能赢得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,实现党群关系的良性互动,在新时期重叙鱼水情谊。

以人为本、执政为民,最终要落实在一件一件的实事之中。这些实事,既体现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惠及全社会的“大事”,也体现在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家门口的“小事”。“乐民之乐”就体现在让发展成果惠及百姓,“忧民之忧”就体现在为群众排忧解难。

原典

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。王曰:“贤者亦有此乐乎?”孟子对曰:“有。人不得则非其上矣。不得而非其上者,非也;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,亦非也。乐民之乐者,民亦乐其乐;忧民之忧者,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,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…”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〔战国〕孟子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

释义

上文为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。“乐民之乐者,民亦乐其乐;忧民之忧者,民亦忧其忧”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重要观点。意思是,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的人,百姓也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;以百姓的忧愁为忧愁的人,百姓也会以他的忧愁为忧愁。孟子认为,把天下人的快乐当作快乐,把天下人的忧愁当作忧愁,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,是没有先例的。北宋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中的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正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。

孟子认为民众是国家的主体,君主要想保证邦固国宁,就必须得民心、顺民意,与民同乐,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。孟子此类表述还有:“古之人与民偕乐,故能乐也。”“今王与百姓同乐,则王(wàng)矣。

与民同乐也是孟子仁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孟子告诫统治者在思想上要以民为本,重民、爱民;在军事上要避免战争安民、救民;在经济上要制民之产,富民、利民。

 

 

德莫高于爱民,行莫贱于害民。

——《之江新语·主仆关系不容颠倒》等文中引用

解读

一个人要有道德,一个官员要有官德。对于官员来说,道德最高标准就是爱人民、为人民服务。反之亦然。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,人民是领导干部的主人。这个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容颠倒。如果不把人民群众当主人,不愿躬身做“仆人”,那就不配当一名领导干部。如果表面说是做人民的公仆,内心却想做人民的老爷,羡慕高高在上的感觉,甚至伤害群众利益,把“鱼水关系”异化为“油水关系”,让官民和谐演变成对立和冲突,就是最大的官德败坏,就真是“行莫贱于害民”。

树立官德,就要破除“官本位”思想,克服和纠正那种“当官做老爷”的封建习气,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工作路线,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,把智慧奉献于人民、力量根植于人民、情感融汇于人民,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,尽心尽力地为群众出主意、想办法、谋利益。

原典

叔向问晏子曰:“意孰为高?行孰为厚?”对曰:“意莫高于爱民,行莫厚于乐民。”又问曰:“意孰为下?行孰为贱?”对曰:“意莫下于刻民,行莫贱于害身也。”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〔战国至秦〕《晏子春秋·内篇·问下》

释义

《晏子春秋》,系后人依托并采缀晏子言行而作。关于上面这段话,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补释认为:“此节四‘意’字,均‘德’字之讹也。‘德’正字为‘惪’,与‘意’形近,故讹为‘意’。”故“意孰为高”,当为“德孰为高”;“意莫高于爱民”,当为“德莫高于爱民”;“意孰为下”,当为“德孰为下”;“意莫下于刻民”,当为“德莫下于刻民”。这段话的意思就是,叔向向晏子请教:“什么样的品德才是高尚的?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宽厚的?”晏子回答:“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高尚的品德,没有比让百姓快乐更宽厚的行为。”又问:“什么样的品德是低劣的?什么样的行为是卑贱的?”晏子答:“没有比苛待百姓更低劣的品德。没有比祸害百姓更卑贱的行为。”(关于“行莫贱于害身,吴则虞《晏子春秋集释》按:“身”为“民”字之误。)

晏子此言深刻地阐释了为官者应尽的职责。为官者的正己爱民,从来都是一种备受推崇的为官风范;而残民以逞的行为,从来都是受到世人反对和抨击的。

 

去民之患,如除腹心之疾。

——《摆脱贫困·干部的基本功—密切联系人民群众》等文中引用

解读

怎样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?如何将民生至上的价值追求化为行动?—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,这正是习近平同志引用苏辙名句的深意所在。然而,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偏差:一说到扶贫,就扛着一袋米、提着一壶油到贫困户家里,做个花架子、摆个好样子;一说到基层,就大张旗鼓地下乡,席不暇暖就已拂袖而去,只求电视上有影、报纸上有字、广播里有音,至于民生疾苦、实际问题,则熟视无睹、置若罔闻。不能解决实际问题,就是形式主义,就是表里不一、心口不一、言行不一;不能去民之患、解民之忧,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执政为民。正因此,习近平同志还多次强调“以百姓之心为心”,实际上就是要求各级干部解决实际民生问题,面对民生疾苦,要像对待“腹心之疾”那样,严阵以待、必欲除之。

原典

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愚之臣而使行之,陛下厉精而察之,去民之患,如除腹心之疾,则其以私罪至某、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,非复过误,适陷于深文者也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〔北宋〕苏辙《上皇帝书》

释义

北宋熙宁二年(1069)二月,王安石任参知政事,开始推行新法。因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见解,苏辙遂于是年三月上书神宗皇帝,力陈对新法的看法。在《上皇帝书》中,苏辙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,多有切中肯綮之处。“去民之患,如除腹心之疾”便是其中之一。句中的“腹心”即肚腹和心脏,都是人体重要器官,比喻要害或中心部分。意思是,清除百姓的祸患,如同去除自己心腹的病痛一样。

苏辙的学问以儒学为主,深受孟子思想影响。可以看出,“去民之患,如除腹心之疾”的观点受到了孟子民本思想的影响。孟子提出“乐下民之乐”“忧民之忧”,主张君主要把百姓的忧乐当作自己的忧乐。苏辙向宋神宗提出这一观,意在让皇帝推己及人,与民同忧,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;同时把百姓疾苦提升到“腹心之疾”的高度,说明“去民之患”,刻不容缓,不可稍懈。

 

 

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

——《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·在检查节日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时的讲话》等文中引用

解读

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,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,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。群众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,如果不能心系群众、情牵群众,发展有什么价值,改革又有什么意义?正所谓“民生连着民心,民心关系国运”。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,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,再到矢志形成公平制度环境,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论述,正在形成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“大民生观”。杜甫诗中“大庇天下寒士”的文学意象,正代表着习近平同志的浩荡胸怀和执政关怀。其实,这种关怀,不正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久弥新的价值追求吗?“善为国者,遇民如父母之爱子,兄之爱弟,闻其饥寒为之哀,见其劳苦为之悲”,身为领导干部,就是人民的公仆,就应该时刻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。

原典

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。茅飞渡江洒江郊,高者挂罥长林梢,下者飘转沉塘坳。……布衾多年冷似铁,娇儿恶卧踏里裂。床床屋漏无干处,雨脚如麻未断绝。自经丧乱少睡眠,长夜沾湿何由彻。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!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,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〔唐〕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

释义

杜甫这首歌行体古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(761)秋八月。“安史之乱”中,杜甫一家历经坎坷辗转来到成都,在西郊浣花溪边盖起一座草堂,有了栖身之所。不料,怒号的秋风卷走了草堂上的茅草,夜间一场暴风雨又袭击了他的茅屋,弄得屋漏床湿。运途多舛、衰老贫困的诗人感慨万千,提笔写下了这首感人至深的不朽诗篇。

这首诗最为撼人心魄的就是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诗人的善良愿望和博大胸襟,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庇:遮护。寒士:贫寒之人。全句表现了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尖锐冲突。面对着“床床屋漏无干处”“长夜沾湿何由彻”的苦难处境,诗人没有仅仅哀叹自己的遭遇,而是推己及人,希望“天下寒士”都能免受其苦,哪怕自己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,表达了宁苦自身以利众生的济世情怀。

 

 

利民之事,丝发必兴;

厉民之事,毫末必去。

——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

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》等文中引用

解读

群众利益无小事。服务群众、联系群众,更不能忽略了那些所谓的“小事”。井冈山上,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,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个红薯,成为凝聚人心的关键。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哪里来?正是从这些为民服务的小事中来,从这些为民解忧的点点滴滴中来。今天,改革航船行驶在深水区,尤需记取这样的光荣传统。习近平同志注意到,在教育实践活动中,有的同志或者认为“活动离我很远”,或者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、不照自己,认为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大问题,自我感觉良好、态度不积极、参与感不强。所以他提出,要提高思想认识,严格衡量尺度,关乎群众利益的大事小情,应该细致到“丝发”和“毫末”的程度,就像拿着显微镜看民生疾苦、看“四风”顽疾。如此,一些没看清的问题就会看清,一些过去没引起重视的问题就会重视起来,才能更好地做利民之事、去厉民之病。

原典

圣人之治天下,利民之事,丝发必兴;厉民之事,毫末必去。关市之赋,厉民之甚者也。周公制礼,其肯笔之于书以为常法哉?昔文王治岐,关市讥而不征。武王有天下,奉行不变。……使赋及关市,宁非横敛乎?吾以是知《周官》非周公所作,决也!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〔清〕万斯大《周官辨非·天官》

释义

清代经学家万斯大16331683)的《周官辨非》是一部力证《周礼》为伪的著作。《周官》,又称《周礼》,作者不详,约成书于战国末年,是一部汇编行政法律规范的典籍。为了论证《周官》之伪,万斯大提出了一个论点:“圣人之治天下,利民之事,丝发必兴;厉民之事,毫末必去。”意思是,圣人治理天下所用之道,凡是于民有利的事情,再小也要推行;于民有害的事情,再小也必须革除。而《周礼·天官》九赋中的“关市之赋”,对百姓最为有害。所以,《周官》并非周公所作确定无疑。在这里,万斯大把“利民”作为执政治国的价值标准,具有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。

万斯大的老师、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倡导:“不以一己之利为利,而使天下受其利;不以一己之害为害,而使天下释其害。”清代中后期的钱泳主张:“天下事有利于民者,则当厚其本,深其源:有害于民者,则当拔其本,塞其源。万斯大的“利民”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中的利民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深化,并逐渐展现其本身所应具有的价值。